人间北看成南

本文标题取自一首俄语歌《Снегопад》的歌词：“Я, черная птица, и ты, голубая.”

讲的是大佬向儿子萨沙出柜的事，不过是以萨沙私人博客的视角记录下来的，第一人称，当然实际上只是这种形式的小说而已。It means no offense to real people. 

祝小队长75岁生日快乐！（虽然这篇文可能一点都不甜……）

亚历山大·别洛夫的博客（仅自己可见）

归档时间：1991年7月

六个月前，我开始整理过去几年间写过的日志，将它们按时间排序并存档。这些文字中有一部分已经发布在网络上，或授权给纸质媒体刊载，另外还有一些是私人记录，在我确定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之前，都绝对不会公开。

你是蓝色的鸟儿，而我是黑色的

1991年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大事，对许多人来说，那一年寒冷的圣诞节延续了很长时间。尽管在苏联解体这样惊人的剧变之下，任何记忆都显得微不足道，但我还是想记录一件非常小的、却足以改变我一生的事。

那时我跟着父亲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科西诺，在那座陌生的小城中暂时定居了下来。因为比较靠近大海，这里的夏天没有莫斯科那样闷热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份执教合同解了全家的燃眉之急，让我们不至于看着卢布一天天贬值却无计可施。

妈妈没有跟我们一起来，据说是因为影厂的工作脱不开身，而且她也不愿意去莫斯科之外的其他城市。我原以为她只是习惯了夫妻分居，直到父亲向我坦白的那一天，我才明白事情的真相。

夏天里的一个周末，科西诺队的经理开车带我们去那不勒斯玩，在那住了一个晚上。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泡在冰凉的海水里，这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令人上瘾，第二天回程的路上我依然沉浸在那种舒服和惬意中，几乎要把头探出车窗大声唱起歌来。父亲的心情也不错，脸上时不时有笑容，他看着窗外，忽然指着远方对我说：“萨什卡！看见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凑过去看他的那片天空，只见一只黑色的鸟儿在乡间的田野上空盘旋。

“蓝色翅膀很少见的，它们颜色浅，很容易就错过了……你看，就在那儿……”

我从来不知道他对鸟类有什么研究，仔细观察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蓝色的小鸟，他注视了我一会，便不再说话了。

这个不寻常的信号当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，然而回到家后，父亲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非常简洁而又坚决地说：“萨什卡，你不是个孩子了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。”

接下来的半小时简直是一场灾难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就好像突然有种神秘的力量攫住了谢尔盖·别洛夫这个躯壳一样，关于那不勒斯、莫斯科、立陶宛和那个人的记忆纷纷倾倒出来，像无法控制自己落下的雪花。

我必须承认，我的父亲从未以那样的热情谈起过任何人，莫德斯塔斯·保劳斯卡斯在他口中几乎是个理想国，我从那种着魔般的眼神中意识到了可怕的事实，一个十四岁孩子也能明白的事实。

我沉默地听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但这不是震惊于我最敬爱的父亲跟一个男人有染，而是震惊于他竟然敢如此坦诚，我不知道这种坦诚是出于无耻还是勇气。他告诉我他和我妈妈从未相爱过，我们的整个家庭都是谎言！当然我从来不觉得他们相处和睦，但我总是抱着自欺欺人的希望，说服自己冷漠与客气就是多数体面夫妻的日常状态，但是我错了。

我看着父亲的眼睛，忽然想起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娜塔莉亚，我们只见过几次面，但是能从对方身上看出来自同一条血脉。她与父亲的关系不好，彼此没有话可讲，就像陌生人一样，只是比陌生人还要多一点微妙的怨恨。我面对姐姐时总感到有一丝胆怯，我是谢尔盖·别洛夫现任妻子的儿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种夺走了她父亲的愧疚感，正因如此，我甚至比她更不能忍受父母之间的不和谐，我固执地认为，在上一个破碎家庭的基础上，我们理应得到幸福。

可是这个幻想在今天完全破灭了，这都是他的错。

我没有听完，站起来便摔上门走了。我顺着螺旋楼梯飞快地往下跑，几乎是想立刻滚到地面上去，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那层楼的污浊空气。室外果然让人舒服了不少，意大利小城的傍晚非常宁静，天色刚刚开始暗下来。时间在这里流动得很慢，生活也好像被拉长了一样，让人不得不注意那些平时错过的细节。

我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晚，妈妈帮我收好了箱子，我说这种小事我可以自己来，她坚持要亲自打理，把本来就不多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一遍遍地反复压实。但是父亲的行李从来都是自己收拾的，出发前几天就已经打包好等候在客厅角落了。从前我以为，那是因为他的旅行经验比我们都要丰富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只是许许多多他们不愿分享的东西之一。

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这座城市很小，来的最初一个星期里我就走遍了每个角落。我最常去的地方是科西诺队打球的体育馆，多数时候只是看他们练球。这天是星期天，队员们休假回家，球场上空荡荡的，正好我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，我找出藏在看台后排的篮球，开始一个人的练习。

可是，失望和委屈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，甚至像暴雨前的乌云一样越聚越多。我还没有长到足够的高度、还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……每当我向父亲请求参加队里的训练时，他总是这样说。我心里知道这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天赋，真正的球星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可以参加地方代表队了！像莫德斯塔斯·保劳斯卡斯那样，每一步都比别人更优秀，是吗？只有那种人才能得到父亲的关注和爱吗……

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所谓“爱情”与“真相”的合理性，我气得把篮球狠狠地砸向篮板，像扔铅球一样，一边愤怒地大喊道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个声音笑着问道：“什么事不可能啊？”

我回头一看，谢尔巴科夫抱着另一个篮球朝我走过来。他是科西诺队的后卫之一，因为是俄裔所以会说俄语。他抬头瞧了一眼那个被砸得微微晃动的篮板，有点惊讶地看向我，“你爸爸教你这样投篮吗？”

“不，他没教过我。”我咬着牙说，把滚远的球捡了回来，并且马上决定不再练了。

谢尔巴科夫依然面带笑容，他总是这样乐呵呵的，像意大利人而不像俄国人。他在教练席上坐下，向我招了招手，“那以后肯定会教的，你有这么厉害的爸，很多人都羡慕呢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走过去，挨着他坐下，毕竟在这个地方能用俄语对话而又不是我父亲的人实在不多。谢尔巴科夫很快发觉我情绪不佳，认为我必然是挨了教练的骂，于是安慰道：“萨沙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队里没有人没被他吼过，关键不在于他说的话，而在于他怎样做。”

“那要是他做的不对呢？我知道你们都叫他‘圣人’，可是……”我反驳道，以前我也觉得父亲是不会错的，可是今天开始一切都变了，一个男人不履行家庭义务、不爱他应该爱的人，这怎么能算对呢？

但我不能告诉他事实，于是只好说：“你不明白。”

谢尔巴科夫“哦”了一声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双手撑在长椅上，望着体育馆的天花板好一会没说话。

“也许……萨沙，有这么个孩子，只有你一半大的孩子，”谢尔巴科夫随手比了个一米的高度，“他本来过得很快乐，爸爸是游泳运动员，妈妈是歌唱家，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。但是有一天，爸爸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，想游过黑海逃到国外去，你知道的，拥抱自由！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所有家人都反对，为此大吵大闹，然而这没能阻止他，因为人一旦产生了执念就再也无法放下。他每天计划着、准备着，终于在某个没有月光的夜里，他离开了家，跳进了他最熟悉的世界里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我不太确定他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，我其实并不了解谢尔巴科夫，但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个孩子呢？”

“他跟妈妈一起，后来也出国了。当时他还很小，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消失了这么久都不回来，他去问妈妈，‘爸爸去黑海参加比赛了吗？’妈妈非常生气，说丈夫不如淹死在海里更好。又过了很多年，这个孩子长大了，他还是经常想起爸爸，曾经快乐的记忆和困惑纠缠在一起，他感到十分苦恼，于是又和妈妈谈起这件事，这次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回答。她已经不再为往事哭泣了，反而说，‘我希望他能活下来，哪怕得到一丁点幸福也好，如果上天非要毁掉一个人，你能怎么办呢？’”

谢尔巴科夫笑了笑，说：“不过萨沙，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觉得也许那个爸爸本来就不是人类，而是人鱼，最后都要回到海里去的。”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然后站起来练球去了。

我慢吞吞地出了体育馆，天已经黑了，最后一丝晚霞消失在了地平线上，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父亲说的蓝色的鸟儿，与天空相同颜色、肉眼很难分辨的小鸟。我抬头望天，在大街上站了很久，想象着层层叠叠的大气间会降下一尾漏网之鱼。

我当然没有看到任何活物飞过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不在，也许出去跟俱乐部的人开会了，我打开电视机，歪倒在沙发上无聊地换台。其中一个频道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是意大利电视台转播的苏联体育访谈，正在说话的人正是保劳斯卡斯。

我立刻坐起来，紧紧地盯住那个立陶宛人，就像我是第一天认识他似的。

“……您最不希望遇上什么对手？我们有观众朋友来信说，迫不及待想看到绿树林对阵莫斯科中陆，您的老朋友谢尔盖·别洛夫……可惜他去了意大利，您怎样看呢？”

保劳斯卡斯的嘴唇天然会笑，此时又往上一扬，仿佛某种既轻巧又隆重的礼仪——为着心中最可爱的人，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两次。他说：“我十分盼望能在球场上见到谢廖沙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是队员，或是对手，我都感到高兴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……”观众席上传来一阵掌声。

他的样貌、坐姿、说话的神态和手势都和从前差不多，我曾经认为他是我所知的长辈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（仅次于我的父亲），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呢？早在我知道真相之前，他就已经为人所爱、也能爱人了。这是从眼神里自然流露的东西，太阳要升起来的时候，地平线是压不住它的。

我抱住头，千百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忽然一齐涌进脑海，可就在同一时刻，我又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为什么生活如此复杂，为什么爱恨如此简单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就是从十四岁的那一天起，变得完全不同了。

因为在沙发上睡着受了凉，之后的几天里我都窝在床上发烧。这场病倒是来得恰到好处，那样我就不用去想怎么处理父亲的感情问题了。我们之间差点崩断的关系不知不觉回到了以往的宁静，他晚上不再出门，而是待在家里，在离我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里，每到整点的时分来看一看我。

也许生病使人变得任性和软弱，我破天荒第一次请求他不要离开，平时我都被称赞是个坚强的孩子，大家都说我像爸爸。可是如今我知道，谢尔盖·别洛夫不仅仅是外表显露出来的那个人，他在某些地方只比我更任性、更软弱。

然后父亲搬来了椅子和书，坐在我的床边。我请他为我念一段，就像娜塔莉亚小时候得到的那样。他摘下书签，便从上回停下的地方开始读了：

“……忽然，我看见她走了过来，手里捧着一束讨厌的、使人忐忑不安的黄花。鬼才知道那种花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在莫斯科总是它最早开。在她的黑色春大衣的衬托下，那束黄花显得格外刺眼。她拿的花是黄色的，是一种不祥的颜色。她从特维尔街上拐进胡同的时候，回头望了一眼。我说，您知道特维尔街吧？特维尔街上有成千的行人，可是，我向您保证，她只看到了我一个人，而且，那目光里包含的不仅是不安，甚至像是痛苦。使我惊奇的与其说是她的美貌，毋宁说是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、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……

“爱神一下子蹦到我们面前，就像从胡同地下蹿出来的杀人凶手，给了我们双双致命的一击，就像雷霆盖顶，匕首穿胸！后来她坚持说不是这样的，她说我俩很久以前就相爱了，虽然彼此还不认识，也从未见过面……”

他的声音比一般人的温度要低一些，像故事里那条遥远的月光之路，我知道它是美好而又虚无缥缈的，可是在昏沉的病中，一切幻想都显得无比真实，仿佛只要迈开脚步，便能循着月光，走进那个永远自由永远诚实的世界……

我的病慢慢好了，这在悠长的夏季眼中不过是短短一瞬。

星期三早上下楼的时候，我向薄薄的天空张开双臂，莫名感到一股由衷的喜悦。我听到清脆的鸟叫声从对面房顶上传来，一只黑色的渡鸦飞快地从我头顶掠过。它的同伴——一只浅蓝色的小鸟也扑棱起翅膀，划开一圈圈浅蓝色的空气，快活地随它而去。

END

注1：小队长在某个采访里说过，那不勒斯是他最喜欢的外国城市。后来大佬工作的科西诺距离那不勒斯很近，只有一百公里，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。510分别带绿树林和CSKA的时间段是刚好错开的，他们没有以教练的身份对上过，是有点可惜。

注2：大佬最后读的文段来自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第13章，讲男女主的第一次相遇，正巧10第一次见到5也是在特维尔大街上。大佬确实看过这本书，他在回忆录里有提到过。

注3：按照本文的设定，小别洛夫写的博客有公开的和不公开的部分，就像大佬的回忆录也有删减那样，毕竟有其父必有其子……这个萨沙当然是很OOC的，当原创看待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