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间北看成南

本文是《流放者》的番外，讲关于萨沙的三个小故事（当然包括喜闻乐见的父子情），很短，以他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，所以是第一人称。

萨沙的回忆录节选

（一）离家出走

我七岁那一年，父亲在战争中去世。我听说，他是为了救自己的长官弗拉基米尔·加兰任而牺牲的，那时的我完全不懂什么是战争、什么是牺牲，只知道父亲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妈妈告诉我，加兰任公爵会负起教育我的责任，叫我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。

起初我对贵族家庭的生活很不适应，主要是因为不能随便跑出去玩了，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要上课学习，课堂上还必须得说法语。我从前没有学过，当然什么也听不懂，这让人既沮丧又生气，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，大家都在拿我寻开心，暗地里嘲笑我。

只有尤里从一开始就喜欢跟我一起玩，有时候可以说是我带坏了他。有一次我们趁家庭教师不小心打盹的时候，悄悄溜了出去，她们找了好久，差点便要搬开花园水池边上的大石头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藏在下面。我和尤里躲在小石桥下，蹲在结冰的池塘上，拼命憋着笑，不发出一点声音。

我听见历史老师跟俄语老师在桥上抱怨，说我们是如何不听话（明明学生不在场的时候，她们也不说法语！），应该向加兰任公爵告状。

“真不知道是从哪里捡回来的野孩子！完全不懂规矩，现在连尤里都不认真听课了……”

“嘘！”另一个家庭教师说，“公爵这样做，肯定有他的理由，要我说，这种事也很常见，养在自己家里，总比流落在外面强，反正萨沙不姓加兰任，也分不走什么财产，你何必替夫人生气呢！”

虽然那时我只有七岁，但已经完全能明白她们话里的意思了，尤里反而听得很懵懂，他扯了一下我的袖子，困惑地看着我。

那一天结束得很不愉快，家庭教师们最后还是找到了逃学的孩子，揪着我们到家长面前挨训。我心里很委屈，但又无法说出到底是哪里委屈，表现出来便成了激烈的反抗，我对着公爵大吼道：“我不是你家的孩子！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！”

我跑回卧室，锁上门把自己埋进床里，我思考了一会，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：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夜深的时候，我悲伤地向尤里的房间挥别，然后便偷偷从“密道”里逃走了。

然而，这次行动纯粹是出于任性，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计划，我没有钱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背着风搓着双手，尽量让自己暖和起来。我走到干草市场，靠近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谷仓，我困极了，几乎一躺下就闭上了眼睛，可是外面偶尔经过的人化成了梦中的鬼怪，影影绰绰地纠缠在我的脑海里，空气中发霉的味道也叫人难以忍受，快到天亮时才沉沉睡去。

接下来的那个白天也在浑浑噩噩中度过，我忽然发觉，不仅加兰任公爵的大宅子不是我的家，连彼得堡也不是我的家，每一个地方都变得很陌生。有不少路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，也许是因为我穿得像个富家小少爷，可是却神色惶然一脸忧愁。

果然，这样一身打扮引起了注意，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，我打算用手中唯一一枚五戈比硬币买点吃的，这是一位好心的贵妇人给我的，但是刚刚拿出来端详了一会，就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。硬币滚落在地上，我也差点摔倒，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两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一前一后堵住了我，其中一个凶狠地说：

“把你的手套给我，快点！”

我没有动，只把双手握成拳头，表示我一点也不怕。

“还有大衣。”另外一个补充道。

我试图从他们的包围中逃跑，如果在天气条件好的时候这是能办到的，可当时是冬天，路上很滑，我刚迈出两步就狠狠地栽倒在地。这一下摔得我头晕眼花，等回过神来，我的大衣已经被抢走了，他们还要剥我的手套。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，还有车夫的呵斥声，我听到鞭子划开空气，手杖敲击地面……我扶着脑袋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那两个强盗已经不见了。

我知道是加兰任公爵赶跑了坏人，其实我早就认出了他的声音，但是，因为某种孩子气的骄傲，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跑出家门是个错误，只是固执地低着头，不肯抬起眼睛看他，我甚至打算撒腿就跑，显示我离家出走的决心不可动摇。

不过，还没等我开始这个重大任务，加兰任蹲下来，微笑着瞧着我，说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肚子饿不饿？”

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先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，要知道我有快一整天没吃饭啦，更不用说还浑身又累又痛，可是前一个问题我却犹豫了一下，加兰任竟然装作是第一次跟我见面！仿佛他刚才出手相助只是不小心，他没有生我的气，也不嫌我是个爱打架的坏孩子……也许他愿意重新认识我。

“我叫萨沙，萨沙·别洛夫。阁下又是谁？”我也装模作样地反问他。

“我是弗拉基米尔·彼得洛维奇·加兰任，正巧是个大人，你瞧，我家的房子就在那边，”他指了指夜色中的长街尽头，人人都知道那边是加兰任公爵的大宅子。“我们家每到周三晚上，会烤一种特别的果酱馅饼，孩子们都喜欢吃，你想不想来尝一尝？”

我把手递给他，加兰任握了一会，然后把我抱起来，走向不远处停着的马车。他摘下我仅剩的那只手套，换上自己那双已经焐热了的，车厢里很暖和，窗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雾，将整个彼得堡被隔绝在外，衣服上结着的冰晶无声无息地融化了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离家出走。

（二）上尉的儿子

回忆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提一个人，他在我的人生中其实很早就出现了——亚历山大·雅科夫列维奇·戈麦尔斯基。

他与彼得洛维奇曾是同学，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他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，在国外读的大学，毕业后进入了法院和检察院，做过文员、陪审员和法官，最后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幕僚之一，他的晋升之路让许多人艳羡佩服，并且由衷效仿。当然，这些是我长大后才了解到的，对十二岁时的我来说，戈麦尔斯基先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叔叔，偶尔来家里做客，不知为何很关心我的学业成绩。

有一次，我听到彼得洛维奇与他谈起我的未来，说我应当在外语学习上多下功夫，最好进大学时选择法律系，这样以后的仕途有他关照，自然平步青云。但是彼得洛维奇似乎有不同的看法：

“现在谈这些还太早了，萨尼亚喜欢什么，就让他自己去选，到时候总有我能出力的地方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彼得洛维奇对戈麦尔斯基总是很冷淡，好像他竭力想把我隐藏起来，以免受到后者的注意。

“您这样说，未免把父母责任想得太轻松了。依我看，萨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将来从政是再好也没有的，立法的工作、改革的工作，哪一样不需要人呢？与其待在军队里，跟着一群无头苍蝇一样的蠢货四处乱跑，坐下来干一点实事才是正路。即便不为了这个，为了您的家族着想，让不同禀赋的孩子从事不同的事业，总归是可以降低风险的。如今这个世道，难道从军算得上是好的职业吗？您是经历过的，怎么会不知道呢……”

他们的讨论没有得出什么结果，我的前途依然晦暗不明。不过事实证明，彼得洛维奇是了解我的，我不喜欢读书，最讨厌的事就是死记硬背，要让我成天待在办公室里抄写案卷，或在法庭上走这样那样的程序……那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了！

他们还谈了一些当时吵得沸沸扬扬的事，像是那段时间在彼得堡闹得满城风雨的退役军官的案子：有一名出身贵族的上尉，从卫国战争归来后，发现自家的领地被别人霸占了，生活来源没有了着落，于是便状告强占他土地的人。然而那位气焰嚣张的被告是当地的首席贵族，据说是阿拉克切耶夫的远亲，常常仗势欺人。这件原本是非一目了然的事，却在拉拉扯扯中拖了好几年，上尉不幸抑郁而终，他的儿子悲痛欲绝，从京城赶回了家，丧礼办完之后，他便到首席贵族家登门拜访，大家都以为这场纠纷终于要告一段落了，不管是赔偿还是和解，没想到的是，两人刚一见面，上尉的儿子就掏出手枪来，当场把首席贵族打死了。

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周围的人个个都吓呆了，但是上尉的儿子不慌不忙，收起手枪等待警察上门，他说：“我父亲是保卫祖国的英雄，而他只是国家的蛀虫，就让上帝来审判我吧，我会得到公正的。”

后来，案子闹到了亚历山大一世那里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，所有报纸都在议论这件事。最终的判决是：上尉的儿子因谋杀罪被判流放西伯利亚，首席贵族强占的土地充公。

年纪尚小的我对此甚为不解，我莫名感觉到，故事中的每个人都犯了错，可是得到的惩罚却与罪行并不匹配。我问彼得洛维奇，他便告诉我案件审判中不为人知的内情：原本上尉的儿子还要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，但他的妻子向沙皇求情，表示愿意放弃原有的财产，换丈夫从宽发落，并允许她一同前往西伯利亚定居。

彼得洛维奇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：“公正这个词，有时候就是妥协的意思。”

可是我对此并不满足，我缠着他不依不饶地追问：“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呢？他难道不是允许这种悲剧发生的人吗？为什么他没有挨罚呢？”

彼得洛维奇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惊奇地望着我，然后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把我抱在怀里，低声说：“萨尼亚……萨尼亚！我的好孩子！戈麦尔斯基是不会得到你的……”

然而，八年之后，戈麦尔斯基的悲观预言应验了，我站在被告席上，成了危害国家的罪犯，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了。

彼得洛维奇来看望我时，还试图安慰我，会找到最好的律师和法官，沙皇终归是心地仁慈的，但那时的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明白了当年那个问题的答案——允许这种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不会挨罚，他可以理所当然地逃避审判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的罪孽不是由他的行为决定的，而是他的地位决定的。

然后我看见彼得洛维奇默默地流下泪来，他伸出双手，穿过牢房的栏杆握住我的手，我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互相望着对方，有一道夕阳的尾巴在他的脸上慢慢滑落。

奇怪的是，在那悲伤的一刻，我却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信心，我不害怕西伯利亚，也不害怕羞辱和死亡，我莫名地相信，世间所有的不公正只是暂时的。当时我就是那样想的，千真万确。

（三）米莎

自从被调去了纺织厂工作，我的日子好过了很多。要说最大的不同之处，那就是身边的人全是普通工人，而不是服刑的罪犯，这一点变化是很明显的，坐过牢的人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。

厂里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姑娘，最初这让我大为惊奇。从前我在彼得堡接触到的姑娘，不外乎是女佣、店员和剧院演员，生活在流水线上的女工对我来说是全然陌生的。她们手脚麻利，极少闲谈，身上带有一种朴素而镇定的气息，我原以为这是西伯利亚人的特色，但后来发现，一大群女人在聚在一起却不爱说话的唯一原因是——工厂有严格规定，机器开动的时候不允许彼此交谈，否则便要扣钱。

不过，在偶尔关掉机器，进行必要的冷却时，大家便快活地聊起天来，很快我就跟她们都认识了。

其中有一个姑娘叫丽莎，家里是猎户，父亲是个打猎的好手，每到春夏两季，都要扛着枪走遍托木斯克州的大小森林。最常见的猎物是兔子和鹿，丽莎说，兔子不值钱，鹿皮要好得多，要是打到熊和狐狸就更好了。我也真想去试试，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和尤里偶尔会去打猎，不过大多打的是水鸟，可惜在这里我是犯人，别说让我摸枪了，戴着脚镣是哪儿也去不成的。

丽莎告诉我，她家还养着一头熊，两年前的春天，她父亲拖回来一头半死不活的母熊，正想补上最后一枪，它却钻进自家的马厩躲了起来，第二天一早，竟然多了一只小熊！丽莎求爸爸留下小熊的性命，还给那个毛茸茸的家伙取名叫米莎。

厂里的大姐取笑她：“熊养来做什么？当心求婚的小伙子被你吓跑了！”

另一个姑娘说：“我见过米莎，站起来比丽莎还高了！可是毛色不好看，卖不出好价钱，还吃得多！”

丽莎只是笑，每天下班之后依然第一时间回去喂熊。

我没有机会见到活着的米莎，大约在1828年五月的时候，丽莎家里出了事，她父亲在打猎时受了伤，一条腿要截肢，可是却拿不出钱来治，那段时间她有一个多星期没出现，复工之后明显沉默寡言了不少，大家一下就打听出来了：米莎被卖掉了。

“你开枪打死它了？”

“不！我怎么会呢！”丽莎的眼眶又红了，“我把它牵去给卡列金了，可怜的米莎，一声也没叫，就好像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似的，我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熊……走的时候它还哭了，我也哭了，卡列金却说，‘就算这样也不能多卖几个钱’，他真不是个东西！”

卡列金就是厂长，他说这样的话是意料之中的。我问丽莎，米莎小熊长什么样子？她告诉我，是浅棕里带一点灰，背上还有大小不一的黑斑。

我跟做染色的达尼亚比较熟，便托他帮忙留意，最近有没有这样花色的皮毛经他的手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没有找到米莎，毕竟每天从四处涌来的皮草太多了，也许米莎被淹没在各色毛料的海洋中，像一滴水一样消失不见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给一批新缝好的帽子修边（活像个刮脸师傅！），发现其中一顶浅棕色的，帽檐处翻进去的那部分有一小块突兀的黑斑，我把内衬布拆下来，越看越觉得花色跟丽莎所说的非常相似，于是我决定留下那顶帽子。

不过，要不要把它送给丽莎，却让我犹豫了很久。如果她见到米莎果然被做成了商品，会不会反而伤心？总之从五月拖到七月，我什么也没做，但是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——借着沙皇大赦的契机，我可以回家了。

工友们都为我高兴，在他们看来，我是完全无辜的，而且还那么年轻，将来有大好的日子在等着我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病已经没救了，回彼得堡不过是为了完成某种执念。有一天，我把米莎帽戴在头上，看着镜子发起呆来，我想起了许多亲人和朋友，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彼得洛维奇，我想到他终究有一天也要失去我，就像丽莎失去米莎一样，然后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我躲进蒸汽房里大哭了一场，在两年多流放的日子里，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痛哭过。出来的时候我的脸和眼睛都是红的，大家笑我犯傻，我也跟着一块笑了起来。

临走之前，我把米莎帽（原本是男式的尺寸）改小了一点，给了丽莎，告诉她这是怎么来的，我又是怎么认出它的。她紧紧地抱住我，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话：“萨沙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！”

我离开托木斯克的时候已经快入冬了，希望米莎能带给她一点温暖，西伯利亚的冬天实在太冷了。

END

注：

[1] 关于沙俄时期的学制，贵族与平民的人生路线很早就开始分化，贵族不上小学，前期主要靠家庭教育或中学预备班，中学之后可以升入大学，而普通平民读的小学，与更高等的教育一般是不衔接的，大多数人不会再继续读下去，除非上技术类学校或教会学校或通过其他更窄的渠道。本文的设定中，萨沙因为生父之死而成为加兰任的养子，无意中实现了阶层跨越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次跨越，导致后来卷入了起义并被流放……总之命运是很玄妙的。

[2] 阿拉克切耶夫是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，当时沙俄帝国的一大实权人物，据说为人十分残暴，尼古拉一世上台后失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