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间北看成南

昨天晚上开的脑洞，所以今天来更一篇510文。伪回忆录体，讲的是八十年代的事，第一人称。

禁闭与自由

编者按：本文节选自谢尔盖·别洛夫回忆录的原稿，因技术原因，出版社决定对原文内容进行删减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我的厄运开始于1983年，自从与巴西来的旧识见面之后，我的生活急转直下。据说，当局的一个审查委员会收到了举报（我至今仍不知道此人是谁，又是否真的有人举报），声称我有叛逃与通敌的行为。很快我就被移出了莫斯科中陆的教练队伍，转去俱乐部办公室担任文职，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调查和审讯。

我那时还不知道，这一切只是开始。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古怪，每个房间都被翻了个底朝天，整理完后很多东西都不再摆放在原来的位置，我问莉迪亚有谁来过，是怎么回事？她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我自己应该知道答案似的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我和队员们一直努力准备的比赛也过去了，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能恢复原职。俱乐部和体育局的领导们闭口不言，只说这是“严重的政治问题”，审查委员会不仅没收了我的护照，而且无论我去哪里、跟谁见面，总会有人跟着。

这种完全孤立无援的状况几乎让我发疯，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受不了了，回想起无所事事的白天，无缘无故被浪费的整个白天，我就气得双手发抖。那天莫佳刚从意大利回国，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，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国青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我实在太想与我信任的人谈一谈了，可是当我拨通电话，听到稳定的“滴—滴—”声时，我忽然想起了莉迪亚的眼神……也许这样做太过鲁莽，也许电话已经不再安全了？

就在那时，细密的电流音被人声掐断，莫佳接起了电话。他的声音里有种辨识度极高的急促感，我总是能听出来，但我忍住了没有说话，我在犹豫着是否该把他拉进这样的对话中来。

另一端的莫佳疑惑地摇了摇听筒，又问了一遍“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”但很快，他发现电话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拨打的人保持着沉默。奇怪的是，莫佳也没有挂掉电话，他不知是怎样认出了我，小心翼翼地轻声问道：“谢廖沙？是你吗？”

我立刻屏住了呼吸，甚至想立刻挂掉，结束这种错误行为，可是耳畔忽然传来轻轻地一声“啪”，然后是两次短促的“当啷”声，好像对面的人拍了一下电话机，又用手指弹了两下话筒。对监听的人来说，这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随机杂音，只有我明白这不规则动作中的含义，那是莫佳和我之间的暗号，从前我们一起打球的时候，每当我需要帮助，或者感到难过时，他总会走上前来，拍拍我的头，有时还会调皮地弹两下我的耳朵。

莫佳不再发出声音，我们就这样一同沉默了半分钟。那半分钟是如此珍贵，像六十年代末的日子，像午饭后的小憩时间一样安宁而美好。

这通电话给我带来了少许安慰，但是挂断后我依然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。难道我要从此远离篮球，再也碰不到我赖以为生的东西，难道这样可怕的命运真要落到我的头上？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可是思前想后，又有谁能帮助我呢？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谢尔盖·帕夫洛夫，五年前就是他施以援手，将我从可悲的边缘处境中解救出来。

电话已经不能打了，于是我立刻写了一封求救信，折起来塞进信封。我记得写完时是傍晚时分，窗外的天色开始慢慢变暗，我从书桌前望出去，只觉得楼下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可疑，会是秘密警察吗？必须小心谨慎，我把信封收好，一直等到晚上睡下，凌晨三点钟的时候，才悄悄爬起来出门，把信件投进稍远一条街上的邮筒里。

可是我犯了一个大错，我不该认为他们在夜里就会放松警惕。就在第二天晚上，我被叫去审查委员会的办公室单独问话，审问我的是一个半秃的中年男人，另有两名穿着陆军制服的警卫守在门外。那个人手里拿着的，正是我昨天写给帕夫洛夫的信，我一看见他的表情，心就沉了下去。

那个男人甚至没有自报姓名，仿佛根本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他是谁。他展开信纸，平铺在桌子上，语调生硬地将我写的内容念了一遍。

“谢尔盖·别洛夫，您向帕夫洛夫请求重新审理您的案件，这不符合规定。我必须告知您，如果您对我们采取的措施有疑问，应该直接向审查委员会报告并申请复议，而不是越过监管部门，向与您无关的领导申诉，这一点您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我已经——”

“根据我们的记录，您的第一次申请被驳回了。”他打断道，翻起一半眼白瞧着我，“审查委员会一年内无法接受第二次复议，所以我恐怕您只能再等一段时间，在那之前我劝您不要犯这样的错误，”他用食指点了点信纸，“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不能再假定您不懂规矩了。”

随后就是例行的问话，我近期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与妻子的关系如何等等，有许多私人问题让我感到不解，他们提问的语气理所当然，仿佛我不是一个与他们平等的公民，而是罪犯，最令人愤怒的是，连我的不解也是无足轻重的、不值得回应的。

我从未感到现实生活如此令人窒息，即使在家里也没有任何好转，莉迪亚忙于工作，我觉得她即使在我身边时也在继续工作——戴着她的假面具，一刻也没有摘下来。

唯一令人安慰的是，我仅有的朋友还在莫斯科。

自从第一次无声的电话之后，莫佳想必明白了我的处境，有时我实在受不了孤独和压抑的气氛，便去他们训练的场馆里看孩子们打球。我坐在看台上，离他们远远的，不跟任何人说话，只待半小时就走，我们默契地保持着沉默，不对彼此说任何不必要的话。

然而有一次，我记得那是1984年的夏天，天气很热，体育馆里电扇坏了，更是闷得像蒸汽房一样。教练吹响了哨子，让年轻人们停下来休息一会，我想差不多也是时候走了，便站起来准备离开。

就在这时，保劳斯卡斯向我走过来，手中的篮球直直地朝我飞来，我已经太久没进入运动状态，一时竟没能躲闪开，毫无防备地被砸中了脸，正像当年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训练那天一样。一股不同寻常的怒火从心头升起，我捡起篮球，三步跨作两步冲进了球场，照着莫佳的脸把球扔了回去，他没有躲开，他走近我，用那双熟悉而有力的手推了我一把，我倒退了几步，但没有摔倒，我看见他的脸庞依然生机勃勃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仅仅是这样就已经让人怒不可遏，我再次冲上前，像头愚蠢的斗牛一样撞他，我们很快扭打在了一起，他身上整齐的西服被我扯坏，我的衬衫也被他撕破，有时他把我按在地上，有时我把他倒摔出去，烫热的皮肤紧贴着彼此，我几乎能从对方的喘息里听到自己的心跳……青年队的孩子们吓坏了，纷纷跑回来拉开这两个突然发疯的大人，但我们打得难解难分，四肢仿佛勾连在了一起，像连体婴般无法分开……最后我也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停下来的，周围的尖叫声、吵闹声像一团潮湿的雾，我只记得，怒火平息后的我紧紧地抱着莫佳，把头埋进他的肩窝里，他轻轻拍我的背，仿佛我是他心中浪潮的海岸一般。

晚上回家后，莉迪亚见到我鼻青脸肿的样子大吃了一惊，她还以为我遭到了秘密警察的拷问，不敢相信这些伤痕是来自一场幼稚的互殴。可我的心情好极了，以至于吃饭的时候她警惕地放下叉子，“谢廖沙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这样笑？”她甚至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想看看我是不是烧坏了脑子，但我知道我一切正常，那天甚至可以说是监禁生活以来最快乐的一天。

也许是那一次意外的“斗殴”给我打开了一扇窗，后来的日子我渐渐觉得没那么难捱了，与莫佳的心灵上的联系给了我极大的力量。

不久之后，我收到一封立陶宛寄来的信，一名传记作家维陶塔斯·艾米麦缇斯打算为保劳斯卡斯写传记，想请我以朋友的身份写点东西。我答应了，毫不犹豫地回信给他，我不在乎谁截获了我的答复，反正我打定主意要写。

1985年时，译成俄语的传记在莫斯科出版，我也收到了一本。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，绿树林在全国联赛中打败了中陆队，夺得了阔别几十年的金牌，我所认识的立陶宛人个个欣喜若狂。国青队里也有几个来自波罗的海的队员，我看见他们和教练抱在一起，像孩子似的又蹦又跳。这对我来说却并没有多少苦涩的感觉，尽管我是中陆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那场比赛输得服气，苏联篮球已经进入萨博尼斯的时代了。而我知道，那个沉默而可靠的、永远的国家队长，是这一切真正的缔造者。

不少中陆人认为立陶宛人只是偶尔称王，这样的“僭越行为”绝不可能持续下去，却没想到我们会连续三年丢掉联赛冠军，这足以让莫斯科的高层震动了，在这个国家，很少有什么体育项目与政治无关。

按照规定，关于我的禁闭处分必须每年进行重新审查（因为我每年都提出申诉），尽管如此，我的实际状况却并没有多少改善，依然受到软禁和监视，无法从事心爱的篮球事业，但我还是抱着一点希望，试图用各种材料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不过，1987年的委员会有了一些变化，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保劳斯卡斯的问题，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得比较近。其中一个委员很“平易近人”，他请我从专业角度评价国青队队员的选拔情况：

“在您看来，我是说，毋庸置疑，您是篮球领域的专业人士，您认为，莫德斯塔斯·保劳斯卡斯在挑选青年队员时是否有倾向性？比如，更偏爱来自立陶宛的候选人？”

我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也许立陶宛人的比例高于其他地方，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主教练的偏心。所有候选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拥有进入国青队的资格，足够的天赋和勤奋，如果立陶宛人达到了标准，那么入选是很自然的事。”

那位委员的表情略有些失望，于是又问道：“那么在训练和比赛中，我知道您喜欢孩子，常常去关心他们、指点他们，您会不会觉得，立陶宛籍的队员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和机会呢？”

这些问题的意图简直昭然若揭了，我感觉受到了侮辱，不仅仅因为他们想让我指控自己的朋友，更是因为他们脸上的客气友好全是假的！他们既不尊重我、也不尊重篮球。

“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如果您对教练的安排有疑问，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保劳斯卡斯呢？”我顾不上掩饰自己内心的嘲讽了，我总是没法掩饰。

这场问讯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绝望地想到，今年复议的结果多半会跟去年一样，什么都不会改变，我将在无能为力的空虚中日渐腐烂。但是几天后，审查委员会又来了一个人，戴着眼镜，长相很斯文。那人给我看了几册材料，里面是几个年轻立陶宛球员的记录，比如他们在某时某地说过不利于苏联统一的言论等等。

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想说明什么？”我对这些哑谜似的做派感到无比厌烦，只想他们给我一个痛快。

“他们都曾经是莫德斯塔斯·保劳斯卡斯的学生，或者跟他有过密切接触，难道您不觉得可疑吗？”

我明白了，那个至高无上的、不容置疑的东西又要来跟我“讲理”了。戴眼镜的男人循循善诱，表示如果我能配合当局的工作，提出有力的证词，那么我的审查结果也不是不能修改的。他甚至说：“如果您不能肯定，那么就说‘也许’，也许您看到了！我们不必把事情做得那样确凿……”

我看着他自顾自地表演，两片嘴唇不断地开合，像一把效率极高的断头台，我为自己置身于如此荒谬之中而感到茫然。最后他让我认真考虑一下，考虑我的家庭、我的年纪，还有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……

但是我打断了他，我说：“我不能捏造不存在的事实，这是谎言！如果我为了回到篮球场上而说谎，那么从此以后我不配得到胜利，也不配得到自由。您知道什么是自由吗？是您拥有而我没有的东西？不，自由不是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自由不是随便定义他人的权力，而是一个人永远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！我不是您的囚犯，您关不住我，那不可能。”

我对那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说了许多不计后果的话，他放下笔，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地瞧着我，然后关掉了立在一旁的录音机。

那一年平静地结束了，什么也没有改变。

我照例向上帝祈祷，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与祂对话，这是我获得安宁的方式之一。

终于，在1988年末，事情迎来了转机，莫斯科的一位将军听到了我的申诉，他只用了一句话，是的，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撤销了我的指控，让我脱离了苦海。

重返球场自然是美好的，可同时我也尝到了真正的苦涩——六年的抗争甚至抵不上某人的一个简单的念头！这比起中陆输给绿树林要可怕得多，因为后者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努力我们总有机会再拿回金牌，然而一旦落入权力的陷阱，我不知道除了祈祷还有什么翻盘的办法。

1989年，我和莫佳终于能在篮球场上光明正大地相见了，可以问心无愧地谈话、拥抱、亲吻，不再需要用孩子气的打架来发泄情绪。

国青队的队员们早已换过一轮，现在场地上训练的孩子们谁也不知道，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凶狠地互殴，只有我心里明白，我此刻爱他，便永远爱他，我此刻自由，便永远自由。

END

注1：关于时间线与事件的注释就不写了，大多数是跟现实吻合的。

注2：最后一句改自里尔克的诗《秋日》，“谁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