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间北看成南

本章已修订。

全文时间线见汇总页。

第二章  第十四号囚犯

萨沙趴在马车窗沿上，紧咬着牙，忍住呕吐的冲动，他把头往木制车厢上狠狠撞了好几下，想用头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但反胃的感觉还是一阵阵地冲上鼻腔。他张开嘴，知道自己吐不出什么东西，因为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吃饭，他感到眼前发黑，视野里泛着点点白光，整个脑袋好像一锅沸腾的死水。

“萨沙！你还好吗？”安德烈·卡明斯基拍拍他的背，把腿上滑落的毯子拉高。从上周开始萨沙就一直不舒服，吐了好几次，高烧了两天，还经常喘不上气来，可是他们没有条件请医生，马车一上路就跑得飞快，经常要连续赶上好几天的路，才停下来休息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十月的雪冻得车门都难以打开，夜晚的风从缝隙里钻进车厢，像冰刀一样扎人。

萨沙终于回过头来，他缩起脖子，用毛毯裹住双肩。卡明斯基见他嘴唇泛青，哆嗦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没事。

“天快亮了，等太阳出来就没那么冷了。队长说我们今天能到托木斯克，在那儿就能休息，萨沙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”

比萨沙和卡明斯基更早赶到的，是从彼得堡传下来的命令，通知托木斯克流放事务部的长官接收这批十二月党人，并安排他们尽快离开。

谢尔盖·别洛夫接过流放犯的名单，仔细读了一遍。本来担任这项任务的是安东·瓦西里耶维奇·伊万诺夫，不过他即将调任鄂木斯克，明天就要启程，因此急着把工作交接给新来的继任者。

根据通知，流放队伍预计将于这周带着五组犯人到达托木斯克，然后从这里的中转监狱发往西伯利亚的各个定居点。名单的内容很详尽，列明了所有人的姓名、家世、罪名、服刑地和途径驿站的记录等等，他们大多出身显贵，来自圣彼得堡的名门。谢尔盖认得其中几个古老的家族，与皇室的关系相当密切，可他们的子弟现在却被无情地逐出了俄罗斯。

“每人二十五卢布的旅行津贴，一共五百卢布，可是这里只有一百二十卢布。”谢尔盖点完发下来的那叠钞票，看向伊万诺夫。

“拿到手的就这些。”那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“要我说，每人六卢布也够花，不是吗？”伊万诺夫露出一个假笑，想搭上谢尔盖的肩膀，但是被对方侧身躲开了。“在这儿当差，我可以跟您说，最重要的是明白分寸，多少钱能让人活着，多少钱能让大部分人活着，您明白这个就好办了。”

谢尔盖盯着他瞧了好一会，一言不发地把视线移回到名单上。在那一堆显赫的家族姓氏中，有一个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：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别洛夫，第十四号犯人，他与起义领袖之一尤里·加兰任过从甚密，因为在参政院起义后包庇叛乱分子而被捕。但是，他的身份远不如小加兰任，别洛夫家是十几年前才在彼得堡注册的贵族，有名无实，而亚历山大也只是军官学校的一名普通士官生，毕业后加入了近卫骑兵团。

伊万诺夫也看到了这个名字，说：“这个别洛夫跟您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谢尔盖立即否认，说他在彼得堡没有亲人，尽管这个罪犯的命运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熟悉感。

中午过后，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出来，天气终于暖和了一点。被寒冷早晨冻住的人们纷纷出门活动，进城的唯一一条主干道上忽然扬起了滚滚烟尘，两队人马一前一后经过，其中一队速度很快，马蹄把冻硬的路面敲出“哒哒”的声响，另一队人则是步行，拖长的队伍无精打采，像虫子一样慢吞吞地蠕动。

马车队先到了驿站，他们在围墙外一字排开，流放队队长从马上下来，朝伊万诺夫敬了个军礼，给他递上密令，“二十名犯人已带到，一个不少，现在要让他们下来吗？”

伊万诺夫没有拆开那张蜡封的纸，随手递给了谢尔盖，然后向队长指示道：“让他们在这里排队，我有话要问，待会叫到谁的名字，就让谁进来。”然后便转身进屋了。

马车门一扇扇打开，囚犯们两两组对，低着头走进院子里，一个个形容憔悴，在午后的阳光里还发着抖。谢尔盖走过站好的那列犯人，核对每个人的姓名，“尼古拉·保尔康斯基，瓦列里·拉奇诺夫，彼得·费里金……安德烈·卡明斯基，亚历山大·别洛夫。”他在别洛夫面前停了下来，打量了一番，那人一头暗金色卷发，脸颊瘦削，衬得一双眼睛大得可怕，他裹着毯子，把自己缩得尽量小，因为本来个子很高，这样的站姿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后面的卡明斯基戳了戳他的背，“萨沙快站好！”他们之前遇到过特别凶的军官，队形不整齐便要打人。

谢尔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观察了几秒钟便继续下去，核对完毕后，站在队伍第一个的犯人便先进去与伊万诺夫面谈。他与流放队队长化为沉默的白桦树，站在一旁看守着众人。

面谈时间长短不一，有的人很快便出来了，有的则待了足足一刻钟，就在这时，另一个队伍赶到了。这群步行而来的流放者与斯文的十二月党人截然不同，他们都是显而易见的罪犯，男的剃了阴阳头，脸上身上脏兮兮的，纹身和血污画满了皮肤的每一处空白，队伍里还有女犯人，被前后左右的男人们推来搡去。队长骑着马在人群后面大声叫喊着，挥舞着皮鞭把他们赶进院子里。然后他也终于挤进来，朝谢尔盖打了个手势，高声道：“对不住，没通知你们，赶了八天的路，可把我累坏了！”

流放犯们吵吵嚷嚷地挤作一团，好些人好奇地看向另一边靠墙站着的萨沙等人。队长塞给谢尔盖一份很长的名单，但是又说，只要能把他们都弄进监狱里，谁是谁并不重要，用不着给他们每个人登记。驿站里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，不少囚犯互相破口大骂，有几个差点打起来，谢尔盖看情况不妙，便请两队的队长暂时维持秩序，通知了伊万诺夫，自己骑上马去东边的监狱找帮手。

伊万诺夫探出头来看了一眼，立刻关上了大门。

然而闭门不见并不能阻止混乱发生，吵闹声像腐肉上的苍蝇，一层层地越聚越多。萨沙听到院子另一边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他从毯子里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囚犯从人群中钻出来，跌跌撞撞地冲向十二月党人们，她扑到了萨沙跟前，伸出来的手臂上遍布淤青，“救救我……好心人啊……救救我！”

萨沙弯下腰想拉住她，那女人却被身后的两个男人拖着脚踝拽了回去，裙子撕扯得破破烂烂的，被身下的草根绊住，露出一双苍白的大腿。“不……不！”她尖叫着使劲挣扎，手指死死地扎进泥土里。萨沙什么也没有想，毯子滑落到地上，他本能地冲上前，抓住其中一个男人的胸口，照着脸就是一拳，他的力气不小，这一下把那人打得倒退几步，然后是另一个，很快也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。“滚……都给我滚！”

萨沙的脸因为突然上涌的热血而发红，显出久违的健康颜色，但卡明斯基知道那不是真的，他扶住对方发抖的双肩，重新为他裹上毯子。逃过一劫的女人缩在角落，把脸埋进臂弯里小声地哭泣。

短暂的骚动幸好没有演变成大乱，谢尔盖带着监狱长和几个手下回来了，鸣枪示警之后，流放犯人们终于安静下来。队长向谢尔盖报告了萨沙的暴力行为，说他擅自出列，还跟别的犯人打架，谢尔盖不置可否，只示意萨沙出来，轮到他与伊万诺夫谈话了。

然而，就在萨沙走上台阶的时候，他突然急促地喘了几口气，身子一歪，毫无预兆地倒在了地上。

萨沙被暂时放在驿站的客房里，依然昏迷不醒。谢尔盖说要找医生来，却被伊万诺夫阻止了，他的前任长官一脸不悦，手伸进犯人的衣服里到处摸索，连毛毯也没放过。

“您在找什么？他需要医生！”谢尔盖问道。

“找钱。”伊万诺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仿佛他恨这个素未谋面的流放者，“这些小崽子们不可能没带钱！”他翻出了一个小药盒，一块手帕，一封信和一支笔，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伊万诺夫气得把毯子扔在地上，抓起那份皱皱的信封，一下子撕开来，口中嘟囔道：“这些贵族婊子戴上脚镣一天都忍受不了！马上就会哭着向沙皇陛下认罪的……一群废物！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！！我看又是找亲爹要钱的，现在他们知道了，没有钱在这儿可寸步难行……”

他把信封里两张折起来的信纸展开，一目十行地读了起来。“我们得肩负起国家交付的责任，严查每一封信，十二月党人都是危险分子！年轻人总是不当回事，谢尔盖·亚历山德罗维奇，您是个稳重的人，我认为您跟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不一样，应该明白我这样做的原因……”他的声音慢慢小了下去，眼睛也眯了起来，一只手捏紧了薄薄的信纸。

“怎么了？”谢尔盖下意识地绷紧了神经，据说安东·瓦西里耶维奇总能从犯人身上查出不祥之物，烟盒、香水、指甲刀，这些都是禁止携带的东西，但更可怕的并非违禁品，而是思想，伊万诺夫对罪犯的思想也同样负起审查之责，也许亚历山大·别洛夫在他的信件里写了什么不该写的东西……

伊万诺夫的表情十分复杂，但并不是抓到把柄的得意之态，显然也没有嗅到钱的味道，他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看完后便递给谢尔盖，摇摇头叹了口气。

谢尔盖翻回第一页，信纸上的笔迹非常潦草，墨水的颜色深浅不一，显然是在颠簸的马车上断断续续写成的，长串的字句好像连夜奔驰的马匹，跑到末尾时终于撑不住，气喘吁吁地累倒下来。他犹豫了一会，心里并不愿意窥探他人的私事，但伊万诺夫的表情让他无法放心，这个年轻人已经吃了不少苦，他不希望别洛夫再遭遇什么不幸。 

亲爱的弗拉基米尔·彼得洛维奇：

请原谅我在这种时候给您写信，我不知道这封信到达彼得堡时会是什么季节，我希望是春天，彼得堡的春天可以让人原谅一切。尤拉好吗？他的腿伤怎么样？我听说很难医治，我很遗憾没能去看望他，监狱不允许我在听候审判时外出，这都怪我。您把尤拉托付给我的时候，我发誓要保护他，与他做永远的兄弟，可是我被愚蠢的激情冲昏了头脑，竟然将他卷入如此危险之中。请您相信，参政院广场上的行动，与尤拉完全无关，不要怪罪他、责骂他，尤拉会非常伤心的，他不能在失去兄弟的时候，再失去父亲的同情。

我这里一切都好，沙皇陛下心地仁慈，为我们准备了马车，不必像普通流放犯人一样步行前往涅尔琴斯克。上个周末我们经过了彼尔姆，被获准在那儿休息一天，换下马匹，接收信件和包裹。停下来的时候，有当地的农妇朝我们的车里扔铜币，这些好心人担心我们身无分文，买不起面包和衣物，我听说这是他们欢迎西伯利亚新居民的方式之一。

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惊喜，西伯利亚人远非想象中的残酷和卑鄙，他们淳朴而热情，比纯正的俄罗斯人更加自由，这让我想起您说过的话：在阳光照耀的地方，就有高尚的人。

至于严酷的冬天，请您不必担心，在这种季节里长途跋涉，比春夏时节要容易得多，冰雪压下路上的尘土，马蹄和车轮不至于陷于泥泞中，行程比我想象得要快不少，也许再有一个月，便能到达目的地安顿下来。大衣和手套都有，我还用农民施舍的铜币买了几炉炭，您能想象吗？接受别人的施舍竟然让我感到快乐？从前的我一定视此为耻辱，可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同啊！贵族与平民没有区别，我之前并不理解的事，现在反而能够理解了，因此也更加为自己的鲁莽而悔恨，其中最使我心痛的，就是给您和尤拉带来了痛苦。

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在彼尔姆有一座界碑，标志着此去往东，便要告别亲爱的俄罗斯，我向那座悲伤的石碑告解，把它当作流放路上的教堂，我祈祷有一天能重新回到这个地方。我看见有一个犯人跪下亲吻土地，把泥土放进衣袋里，他已经五十一岁了，担心再也不能重回家乡的怀抱，我为他感到难过。

请代我向尤拉问好。祝福我吧！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

爱您，吻您。

萨尼亚

谢尔盖抬起头来，发现伊万诺夫眼睛里的那股怨恨莫名消失了。他说：“把谢瓦叫过来吧，让他给这孩子看看。”然后伊万诺夫把手中的旧信封也递过来，“您有空可以把这封信寄了。”

谢尔盖点点头，把信重新叠好放回去，他刚想问一件事，却被外面闹哄哄的噪声打断了。一个年轻士兵冲进来，大喊道：“出人命了！安东·瓦西里耶维奇，圣母玛利亚！”他紧张得语无伦次，好像有人死了是他的错似的。伊万诺夫看了谢尔盖一眼，推了那人一把，让他闭嘴赶快带路。

命案发生离驿站不远的菜市场上，现在已经快到收摊的点钟，地上躺着一个女人，喉咙被割断了，鲜血浸透了衣领，渗入泥泞的地里，她手上拿着一把拆骨刀。

屠夫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听候询问，“我……我怎么会知道呢……她就这么过来抢了刀，一秒钟，一秒钟都没有！我的上帝啊……”

谢尔盖走上前，仔细查看那具尸体，他立刻认出了死者是谁——被萨沙救下来，躲在墙角边上的那个女人。上午的时候一大批流放犯来到托木斯克，她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批人与亚历山大·别洛夫的队伍同一天到达，境遇却截然不同，他们从莫斯科出发，总共一百来号人，现在只剩下八十二个，重刑犯、政治犯、盗贼和妓女混杂在一起，女人像一块可以重复食用的面包一样被抢来抢去，衣衫从来没有整齐过。萨沙对这种野蛮的状况并不了解，只是出于本能的骑士精神出手相助，可是他也救不了她。

谢尔盖理了理她破烂的长裙，让它盖住小腿和脚踝，然后对伊万诺夫说：“我去请神父过来。”他抱起那具尸体，打算先找个平整一点的地方让她躺下，再想想怎么安葬。

伊万诺夫皱了皱眉头，“不，您看，她是自杀死的，在囚犯名单上划掉就行了——”

“您可以为亚历山大·别洛夫请医生，却不能为她请神父吗？”他打断了伊万诺夫，语气冷冷淡淡的，好像这并非问句或请求，而只是在陈述他的判断和决定。

伊万诺夫愣了一下，想到自己明天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便妥协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您说了算。”他又瞟了一眼那尸体鲜红的脖子，还有被留在地上的拆骨刀，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然后便转身离开了。

注：

[1] 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，西伯利亚对沙俄帝国来说属于半流放地半殖民地，官僚贪污、虐待犯人的事相当普遍，女性囚犯尤其悲惨。涅尔琴斯克位于东西伯利亚，盛产银矿，距离圣彼得堡有七千公里，是比较远的流放点之一。

[2] 十二月党人在服刑方面比其他普通犯人待遇好得多，基本上以小队为单位，坐马车前往目的地，但是因为沙皇不想声张引起注意，所以日夜兼程不怎么休息。

[3] 历史上康德拉辛（加兰任）的儿子叫尤里，尤拉是昵称，不是电影中的“舒拉”。萨沙是亚历山大的昵称，但亲密程度小于萨尼亚和萨什卡。

本章插图请点这里。